地铁车厢里人很多，挤得如同罐头里的黄桃。好在我是起点站上的车，坐了这几站也没有老头或是抱小孩的父母哀怨地站在我面前，所以我可以踏踏实实地坐着。

   地铁里的信号相当不好，要发短信或是打电话什么的，就得趁列车进站的间歇。这让我和同学发短信闲聊的进程无端拖慢了不少。

   坐地铁时，坐在身边的乘客很重要。这个人的男女老幼、是否年轻、是否干净、胖瘦如何，甚至他（她）手中的报纸是否有意思，都直接影响到坐车路上的心情。

   今天运气不错，从起点站开始，就是一位年轻姑娘坐在旁边。

   这位姑娘穿的比较简单随意，上面是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下面穿着很短的牛仔短裤，显得十分清凉。她身上没有那种大多数女孩都会有的刺鼻的香水味，让我较为欣赏。她的长相我没敢太仔细看，怕会显得过于唐突；不过她的侧面看上去相当不错，可以稳坐中上等水平。

   我努力地坐直一些，拿手机的姿势也尽量端庄，如同上朝的大臣举着笏板。我依旧在和同学发短信，但是心思已经不在短信上，眼睛也不再盯着屏幕上的几行小字。一位长相漂亮，气质可人的姑娘坐在身边，我的目光频频转向，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我不时地将眼睛微微地转到旁边，但又不敢太过明显，怕叫别人发现；就好像我的目光是一个稍有不慎就会被抓住的小偷一般——躲躲闪闪，欲看又止。可就算是这位小偷偷到最多东西的时候，也无非只是看到一缕发梢，一片衣角，一排淡粉色的指甲，一对雪白的玉腿——啊，罪过罪过。

   我的目光这么游离了不知多少来回，却突然发现，旁边的这位姑娘也在偷偷看我。当然，我们的目光没有对视，实际上我根本看不见她的眼睛，但我怎么就能确定她在偷偷看我呢？说目光有“光压”实在太玄乎其玄，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所谓的感觉，其实是由很多细微的改变组成的——也许只是小小的颤抖，轻轻的呼吸，淡淡的气场，似乎不经意的触碰；也许这些东西都小得叫人无法确定它们真的存在，但你确实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像是小蚂蚁伸出的触角，轻轻碰到了旁边的一对小触角，只是似有若无的一碰，旋即又闪电般地缩回去。这一切的一切，不仅叫我感到，并且让我确信，我身边的这个好看的、叫人心生亲近的姑娘，确实是在偷偷看我——这怎能不叫我这凡夫俗子遐想不已、膨胀不止？

   现在我心里想的是该怎么和这位姑娘搭上话，要那么貌似不经意，但其实又是安排得无可挑剔。我恨自己的胆子小如飞蛾，旁边的姑娘闪亮如明月。飞过去得鼓起好多勇气，又担心那月亮是一团火，把我这小小的飞蛾一下子烧得灰飞烟灭。我暗恨没有好好向同宿舍的一位此中高手多讨教一些经验，来应付今天这送到脸前的好机会啊！

   我的心思已经转了二百多个圈，车却要到站了。我总想着，到站之前一定要跟姑娘搭话，可事实是，车已经缓缓进站，我连张张嘴的力气都还没有。

   摇摇头，你呀，也就只能如此了。下车吧。我起身，想要挤开面前的人群，向车门冲去。去之前回头看一眼，好歹能看见姑娘长什么样子，谁想姑娘也站起来了，并且紧跟在我后面！我们对视的一瞬好似足有一天，我只得把我像是陷进去了的目光奋力拔出来，转身继续走。转过身去才想起，根本没看清姑娘长什么样子！唉，真真没救了。

   那姑娘紧紧贴在我身后挤过人群。我就要冲出车门的时候，她在后面一拽我胳膊；我刚要借机搭话，姑娘却先我一步走下车门。我跟着也走出去，车门关闭，她在车门马上就要关上的时候一闪身挤进车门，动作之快令我这个大男人汗颜。我根本都没来得及奇怪——为什么她拉住我，走下车门却又要回去？

   直到我想起给同学的短信还没发完，想掏手机却掏了个空。我急急忙忙地找了一遍，手机真的没了。

   觉得是个艳遇吗？好事绝不会无端找到你。还是捂紧了你的包和你的心，免得被偷走了什么。

二

   海淀黄庄站。想想这上面有多少所大学，多少个科技园，多少座电脑大厦。这是北京地铁最有文化的一站。车门打开，出出进进的全是斯斯文文的大学生，拎着电脑的IT精英，故作深沉的小白领。哪像土里土气的北京站，扛着编织袋的农民伯伯鱼贯而入，身上的味道叫人退避三舍。

   我是从海淀图书城回来的路上，自苏州街站上车，路过海淀黄庄站的。苏州街是第二站，我上来的时候还有座；海淀黄庄站是大站，上来的乘客很多，车厢里渐渐地装满了人。

   我前面的人群里，一个教授模样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正是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这位教授却穿着厚毛呢大衣。除了外面的黑色大衣，教授里面穿的是一套深蓝色西装，打深红色斜纹领带，脚蹬复古式样哑光系带皮鞋，略显松弛的脸上干干净净，光洁的脑门直达发迹，半秃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向后疏，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手上戴着黑色皮手套，手腕上不时露出光灿灿的手表带，左手轻轻拉住车厢扶手，右手拎着棕色皮质公事包，满脸大学教师的神气，浑身写满“知识分子”字样。

   我确信这位先生必然是海淀某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这一身一看便价值不菲的行头，这一脸看着像有礼貌其实是相当自傲的表情，他不是知识分子，谁是知识分子？

   教授正好站在我身前，随着车厢的摇动而微微晃着身子。我看着这一身衣服、手表和公事包，心里想着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怎么会坐地铁呢？又一想随即释然，肯定是尾号限行，才让教授的别克或者是沃尔沃轿车（教授一般都比较喜欢这类汽车）不能上路，教授也顺便支持一下环保，这才坐上地铁，才叫我等芸芸众生看见的吧！不然，我怎么可能在大学讲坛之外的地方，尤其是在地铁这种最大众、最拥挤的公共场合看见教授呢！

   我浮想联翩，突然一阵刺耳的流行歌曲声响起。这是哪个无知无德的土包子，又在公共场合拿手机放音乐了啊？

   身前的教授优雅地放下左手，从公事包里拿出了一尊一看便价值不菲的手机，流行歌曲声随即充斥了我的耳鼓。是教授的手机铃声啊！教授啊教授，我错怪您了，用这么有个性的铃声，您该有一颗多么年轻的心呢！

   教授拿起电话，一声如炸雷般的男中音响彻寰宇，声震八方，引得车厢里众人纷纷侧目：“喂！喂！啊！李总！您好！哎呀，我今天车子限行啊！我马上到！您放心！晚上我做东！好！我在地铁上说话不方便，咱们一会儿再细谈！再见！”

   一阵混合着葱蒜气味的风迎面吹来。我感到一滴冷汗顺额而下。

   啊，教授嘛，当然也有商界的朋友了！谈谈生意也很正常嘛！地铁里太吵，说话声音大些，可以理解呀！毕竟人家的事情很重要嘛！人家是教授啊，难道你没看出来吗？人家可是教授啊！

三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就在我面前一米远。

   这是地铁八通线上，我站着，车厢里人不太多。

   靠着车门站着一对情侣，都是二十出头、比我稍小一点的样子。女的我不认识，男的我似乎也不认识。

   似乎。

   这个男孩好像是我初中时的室友啊。2001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自此没再见过他。他比我低一年级，我们在一个宿舍住过两年。一起住了两年，不会忘的。我确信，那就是他，虽然我们已经八年没见。

   那时他和我一样，十三四岁，刚开始发育的小毛孩子，最招人烦的时候。那时我是个小胖子，他是个小帅哥，我就听他给我说他喜欢班上哪些女生，哪些女生又喜欢他。那时，我比他大，他却不怕我，总喜欢拿我寻开心。我有时生气，有时无奈。他会把我拉到厕所去，对我说：“看，我又长出一根毛来。”他那时已经会谈恋爱，叫我们几个都借机离开，他好把女朋友带进宿舍里单独呆着。我们一起干过恶作剧，一起调戏过住宿的女生。在全住宿生的军旗比赛决赛上，我赢了他；在乒乓球比赛上，他赢了我。

   他的样子一点也没变，只是高了一些，胖了一些。现在，他背着一个运动书包，穿着一件跨栏背心，搂着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女孩。他说着NBA季后赛，朝鲜核试验，还说着一些我不知道的琐事。女孩沉默地、认真地听着，抬起头，崇拜地看着他。

   此时，他已经算不得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帅哥。他已经胖了起来，衣着也不够新潮。但是他的气质还是那样——在女孩面前，一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气。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我一直看着他，这样的目光，在不认识的人之间，一定会显得突兀，显得无礼。但他似乎是不以为意，依旧的和女孩说着话。我知道他认出了我，和我一样；他不愿意上来跟我说话，也和我一样。

   说什么呢？说近来怎么样？在哪儿上学？在哪儿上班？要去哪里？之后呢？尴尬的沉默吧。为了避免这尴尬的沉默，不如一开始便不要开始。毕竟，我们是曾经相交过的两条线，但从八年前的分别起，我们却是每一天都在远离对方了。

   记忆中的人，大概最好只永远停留在记忆中。因为若这记忆里已经褪色的人又出现在面前，你怎么能不尴尬呢？你又怎么能不叫现实混杂了记忆？怎么能不叫记忆失去了味道？

   再见了，记忆中的人。今天我没有见过你，我只是又想起了你而已。

   最近有一個新問題困擾著他。齊天所在的05級分析化學專業因為表現突出，被學院推舉參加北京市優秀班集體選拔。參選優秀班集體需要做一份展示資料，包括文字、圖片、影像和演示文檔。當然，做一份資料的花費是不菲的，這就需要籌集班上同學的資金。按常理說，這是全班的事情，當然應該每個人都交同樣的一筆錢。齊天將這件事在班會上向全班提出并動員表决時，全班40多人中有將近30人同意提議，并有不少人當場就拿出了錢。齊天認為，事情既然已經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便應當將之貫徹，作為集體意志。但問題隨之而來。班裡總有一些人，並不熱心于班級的事物，他們不會認為班級若能評上市優秀班集體，對自己會有什麽好處（事實上，除了少數班幹部以外，大多數班級成員確實不會因此得到任何看得見的好處）。另外的幾個人，他們不參與一切集體活動，習慣於離群索居，或再加上家境窘迫，一點點錢也不願意拿出來。總而言之，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筆集資一直都沒有收齊，而齊天又不可能逼迫他們拿出錢來——時間緊迫，錢看來是無法收齊了。

   現在擺在齊天跟前的有兩條路：要么放棄評選優秀班集體，要么就用已有的資金進行申請。由於機會難得，齊天實在不願放棄申請；但若選擇第二條路，只用已有的資金申請，卻絕不是一個公平合理的辦法。因為這樣會損害那些交錢的同學的利益，而且，齊天若這麼做，還會讓一些人以為他是用班裡一部份人的利益去換他自己的名聲。並且，優秀班集體不就應該是全班人都參與的嗎？若有的人不為此而出力，評得的優秀班集體難道不是名不副實嗎？

   最後，由於學校對此施加了影響，在一些領導和老師的動員下，齊天所在班級所有人都交了這份錢。其中有一個人實在拿不出來，齊天便以那個人的名義墊付了這份錢。有了錢，事情也很快辦妥，優秀班集體評上了，大家都很高興，齊天也感到非常滿足。

   像齐天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只要是关乎一群人利益的，必然会面临分歧。在政治上，解决人群分歧的办法是民主制，齐天的困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民主的困惑。一个集体包含多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思想，他们的利益也不尽相同。这些利益有可能相互重合，更多的情况下是相互冲突的。在做集体决策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看上去似乎是正确的选择。

   在上面的例子里，齐天作为集体事物的决策人，依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集资申请优秀班集体，这似乎是一件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事，而且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其在全班范围的推行应当不成问题，所有人也都应该服从。但从少数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说这件事对他们而言根本毫无益处，因为他们不是班干部，不会因为优秀班集体而得到什么看得见的好处，并且他们还得为此付出金钱的代价。

   这样，齐天作为一班之长，面临着一种道德困境：要么放弃多数人的利益，要么损害少数人的利益。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人为此遭受损失。当然，我们可以提出解决方法，比如将利益进行量化，然后比较哪种选择得到（失去）的利益更多。若多数人得到的利益多于少数人损失的，那么就让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利益补偿；若得到的利益不及损失的，则维持原状。但事实上，很多利益是无法量化的，更无法将利益在人群间进行可控的互相补偿。

   这种道德困境放在国家中同样存在。国家的决策者，尤其是在我国的政体下，将会具有集中全社会力量为国家谋取利益的机会和权力。在作出决策时，领导者必然会考虑一个利益获得与损失的衡量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讲就太过复杂了，所以点到为止。能肯定的是，社会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上面论证过的，这是因为利益无法量化，也无法在得失群体之间补偿。

   更需要关注的是齐天班级事件的结果。在事例中，齐天所在班级由于受到校方的压力，最终所有人都交了钱，完成了申请。这也就是说，校方认为，这个决定将带来的利益会多于所损失的利益，并代表05级分析化学班全体同学作出了决定。不仅如此，校方还利用自己具有的权威，让这件事最终完成。这同样带来了一个道德难题：校方也许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为多数人争得了最多的利益（这件事办成，对学校必然有不少好处），但若这是建立在对少数人利益的损害上，难道校方能确定利益的所得多于所失吗？这个标准是哪一方能够确定的吗？

   我们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市容”而断绝小商贩的生路吗？我们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高楼大厦而铲平“钉子户”的家园吗？我们能够为了多数而忽略少数吗？我们当然不能。但若不如此，又能如何呢？历史的车轮逼迫我们不断作出抉择，我们没有不作为的权力，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抛弃另一个。

   考研失败了，可我还是有梦想的。毕竟来年还有机会，我仍然年轻，我对世界还抱着希望。

   失败自然有失败的原因。首先，当初报考的时候，实在太鲁莽，连父母都是事后才告诉，根本谈不上多方准备。其次，自己压根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复习时看再多的书也是临阵磨枪。第三，复试之前大胆地认为导师是正直且软硬不吃的，根本没想有什么旁门左道可走。第四，考前拜过毛主席，求他老人家保佑，但是初试通过之后没有还愿，得罪了老人家在天之灵。第五，复试时穿得太正式，自己把自己搞得太紧张。……

   不过，光自己分析自己是不够的，于是我想从丁教授（我所报考的导师）那里得到一些反馈。我想问问他老先生，我是哪里得罪了您，让您给我复试面试成绩是个不及格呢？无论我怎么回忆，那天考试时考场的气氛还是蛮融洽的，我也没有冒犯您，您也没有刁难我。我的水平就算真是这么差，我死也得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吧？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哪有不审判就判死刑的呢。

   要来了丁教授的电话，战战兢兢的打过去。我说，丁教授，我是程一。丁教授马上想起我来了，这叫我着实感动了一下子。人家可是日理万机、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啊。我马上说丁教授，我想当面拜访您，问问我考试的事，还有专业方面的一些问题，不知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丁教授说好啊，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下周的安排，你下周一上午再给我打电话吧。我连连说好，心想这个老师果然正直善良。

   在下周一之前的几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想了想见到丁教授之后该说些什么。首先当然是问问我复试的情况了，到底是哪里体现出我素质不够高？第二是表达一下我坚定不移走戏剧道路的决心，然后请教一下我来年的复习应该以哪方面为主？第三是拉近和丁教授的私人关系，为下一次拜访留个话把儿，也给下次考试铺铺路，免得再像这次一样，走过了貌似艰苦的初试，却倒在了貌似简单的复试。

   到了约定好打电话的日子，我又一次战战兢兢地拨通了丁教授的电话。丁教授这次很痛快地答应明天上午九点在他办公室接见我。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我收到丁教授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很长，大意是，明天上午有会，不能见面；不再安排面谈，有任何事后天打我办公室电话；休息时间不再接电话。短信后附了一个座机号。

   丁教授的意思是，我很忙，不得不放你鸽子了。以后我也不会答应见你了，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了，要打就打办公室吧。等到后天，我按照那个电话号码打过去，里面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您好，您无权拨打此号码。”

   看来，丁教授是彻底在我的世界中蒸发了。我满肚子的问题也不知道找谁去问，甚至在几天前我那貌似坚定的梦想之路也模糊不清了。看着以前写过的日志“下午三点”，真有些恍如隔世，人心的变化好快啊。可这又能怪谁呢？

   我不能怪丁教授。他之于我，是人生的一座航标；我之于他，是路边的一颗小草。他不用花太多力气，只要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时间，解答我的问题，指出我的方向，就能让我重新打起精神。这对他而言轻而易举，对我却无比重要。但是也许，对于一位年过半百、作品等身、位高权重的某著名高校某系系主任来说，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毛头小子，根本连他的举手之劳都不值得。

   人的生活有两部分，一是在白天，一是在夜晚。白天是支持生命的，夜晚是制造梦想的。如果仅以生存来衡量生命的话，夜晚是无关紧要的，梦想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人都愿意为个梦想而活着，不管现实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虽然丁教授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但他还是教给我一个挺重要的道理：在现实面前，少谈什么人生目标，最好还是想想下顿饭吃什么。白天就该干白天的事。梦如果放到白天去做，叫白日梦。

   我首先想的是怎么面对身边的人。亲人，朋友，同学，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一只脚迈进了中戏的门——这个结果，会让多少人失望？会让多少人幸灾乐祸？会让多少人不以为意？我谁都不想见。我怕他们问起，我怕我不得不一遍遍地说出来。每说一遍都是在心头的重压上再加一块巨石，都是在鲜红的伤口上再添一处新伤。

   上学的路断绝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稳可胜出，所以连我自己也根本没想，假若失败，又该怎么办。我早已深刻地认为，自己还将会有三年闲适的、没有生活压力的、寒暑假能出去旅游的日子。可真到了幻境结束的今天，我才发现我没为此做任何心理的和现实的准备——我连简历都没写过。

   这样也未尝不是坏事吧？进入社会是早晚的事，自由随性的日子不可能一直延续。可惜的是，尽管我已尽力，我理想的人生道路仍没有选择我——也许从此我真的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眼前又闪现出了去年冬天在图书馆复习时的景象。一起结伴复习的朋友们，大多数人在初试后便告失利，现在早已转而为自己的未来奋斗。今天，我也加入了他们——梦想是遥远的公主，我们是战败的骑士。

   我得去准备简历了，你也该思考一下自己的明天。愿光明与希望常伴左右——这句话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

一

    那一天的下午三点，我永远记得——那是中国戏剧学院研究生录取名单公布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我记得那时很多人都对在广播学院学习、对戏剧知之甚少的我为何报考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感到奇怪。那时，戏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暮气沉沉，优秀剧作十年不遇，低俗恶搞充斥市场；影视剧行业却正如日中天，前景光明。

   对于梦想，大概相似于爱情。需要理由吗？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呢？

   我很早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一遍遍地刷新着戏剧学院的网站，等着那份决定命运的通知书出现的时刻。终于，通知出现了。录取名单上当然有我，和预期中一样。但其实这看似理所应当的结果，却是我经过多少苦读、挣扎、迷茫和奋斗而得来的。

   我进入了戏剧学院，也跨出了电视圈，走进了戏剧圈。三年的学习，我跟着导师参与了许多戏剧排练，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毕业之后不久，我和朋友们办起了一个小剧团，开始排演自己的作品。这一段日子是艰苦而快乐的。我的早期作品《武阳城破》、《沉入大地之前》都是在那时产生的。

   不过，那时的政治空气不像现在这样宽松，那些我们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思考与表达，在那时都是触犯了禁区。再加上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不善管理，又不喜欢与官员政客打交道，艰难维持了不到十年，剧团不得不解散了。

   之后的几年是一段痛苦的日子。由于被文化部门封杀，我无戏可排，自然也没有收入。那时我什么都干过，给网站写剧评，转卖戏票，甚至在一些小剧场里干些装灯、拉幕、换景片这样的力气活。

   后来，压在我身上的禁令解除了，而历经艰辛的我也已经失去了呐喊的力气和奋斗的意志。时隔二十年，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回到了戏剧学院，不过这次的身份是一名教师。学校里的生活远比社会上纯粹、轻松。在这里，我渐渐恢复了力气，虽然逝去的灵感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但我终于又能排戏了。直到退休，我都在戏剧学院教书、排戏，虽然没有太多的建树，但也不用经历艺术之外的风浪。

   而我人生最大的贡献也是在做教师的日子里。我陆续教出了几个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戏剧界最有成就的导演。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更是中国话剧诞生一百五十年来第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导演。

二

    那一天的下午三点，我永远记得——那是中国戏剧学院研究生录取名单公布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我记得那时很多人都对在广播学院学习、对戏剧知之甚少的我为何报考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感到奇怪。那时，戏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暮气沉沉，优秀剧作十年不遇，低俗恶搞充斥市场；影视剧行业却正如日中天，前景光明。

   对于梦想，大概相似于爱情。需要理由吗？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呢？

   我很早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一遍遍地刷新着戏剧学院的网站，等着那份决定命运的通知书出现的时刻。终于，通知出现了。录取名单上没有我，对此我早有觉悟。毕竟，对于一个几乎毫无戏剧知识积累、仅靠考试前读些书的我，不大可能在面试时让那位颇有名气的导师满意。可惜的是我的梦想，我还以为我坚定的选择了它，它就会理所当然地选择我。看来，世事难料，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按照我以前的计划，考戏剧学院失败后我会选择一条迂回的道路走向戏剧的目标。我的计划是去做记者，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积累素材，丰富自己创作的底蕴。经过一年多的实习、打工、托关系、看脸色，我终于在北京某报社找到了一个记者的职位。记者的生活很苦，平时经常出差，中国各地倒是去过不少，事情见得更多。只是，和我当初想得不一样的是，社会上的那些事，我越了解，反而却越失去了将其化作艺术的心情——艺术本该是美好的，而那些事情都是如此丑恶，如此令人疲惫。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心中对戏剧的热情。在完成工作之余，我常给自己所在的报社写剧评，后来甚至开办了自己的剧评专栏。领导看我对文化产业颇有了解，又擅长写评论，就把我调到了一家党政机关报纸，专门做评论员，从此我开始成为了一名“红旗下的枪手”。

   若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十分看不起为党政做喉舌的人的。可是经过了这些年，经历了这些事，我渐渐对“喉舌”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对政治也有了新的理解。我完成评论员的工作十分出色，写过几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甚至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过。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进入了文化部，专门管理影视剧和戏剧方面审查和监督的工作。

   有点讽刺意义的是，在文化部的这段日子却是我这辈子看戏最多的时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离最初的梦想最远的时候。我给几个年轻的戏剧导演下了禁令，有不少人因此而避居国外。在国外的我管不了，但是失去了文化的土壤，他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其中有几个导演，我私下认为是相当有才华的，中国一百五十年的话剧，他们很有希望成为享誉世界的导演；但我的职责却让我扼杀了他们。奇怪的是，我丝毫不为此感到惋惜。

三

    那一天的下午三点，我永远记得——那是中国戏剧学院研究生录取名单公布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我记得那时很多人都对在广播学院学习、对戏剧知之甚少的我为何报考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感到奇怪。那时，戏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暮气沉沉，优秀剧作十年不遇，低俗恶搞充斥市场；影视剧行业却正如日中天，前景光明。

   对于梦想，大概相似于爱情。需要理由吗？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呢？

   我很早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一遍遍地刷新着戏剧学院的网站，等着那份决定命运的通知书出现的时刻。终于，通知出现了……

 新华社主办，创刊于1980年。《环球》是目前中国最权威也是文章质量最好的国际新闻与时事评论类杂志，其政治倾向立足于中国政府基本立场，但却难得地中庸而平和，显示出雍容的大国气度，令人激赏。相反地，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同样作为政府的涉外喉舌，却十分浅薄、激进，表现出中国政府对外口风的另一面。

《环球》的板块设计新颖有趣，文章大都比较精致，有一定深度。《环球》里有一些摘自外刊的文章，其中也有批评中国政策的，显示出了兼容并包的胸怀。《环球》力图将自己打造成中国的《TIME》和《News Weekly》，其志可嘉；但如不赶紧改进封面设计的山寨风格（也算中国特色），其路尚远。

七、《环球科学》

 中国科协主管。《环球科学》基本是《Science American》的中文版，文章大部分转译自彼——当然，这就保证了文章的质量。《环球科学》的文章均以追求环保和人类发展为宗旨，力求用浅白的语言解释高深的科技，既有最新研究成果和成熟的科技论文，也有科学史、科学家传记和趣味科学等有意思的栏目。《环球科学》中有很少量的中国人写的文章，而且基本不关乎科技，只是诸如“方舟专栏”之类的随笔。

中国为什么没有这么好的、完全自主的科普杂志呢？中国的科技文章为什么写得让人看不下去呢？中国的论文为什么如此干瘪无趣呢？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不过最近，当我自己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我明白了。

八、《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书店主办，前身是邹韬奋先生于二十世纪20年代创办的《生活》周刊。《三联》的本来宗旨，按照邹先生的原话——“每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来看，大概是想办成一份知识分子沙龙杂志。三联书店本身的风格也是如此，出版的书都有一定门槛但又兼顾了好看性。

不过，宗旨归宗旨，事实上《三联》现在早已成了伪知识分子们充大铆钉的马甲，真正的知识分子反倒不屑看了。《三联》中的文章成分又多又杂，容量倒是不小，但垃圾也多，泥沙俱下。尤其是杂志最后的朱德庸漫画专栏、情感来信专栏和小故事专栏，充分暴露了这本杂志专供城市空虚小布尔乔亚的本质。

九、《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社主办。《中》以对国内新闻的深度解析为主要内容，兼有国际时事评论。《中》的文章对国内新闻的解读往往比较客观冷静，具有一定的公民意识和民主姿态（当然，这也是有限的）。《中》除了国内外新闻解读，还广泛涉及艺术、体育和文化领域，具有一定趣味性。

十、《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报业集团旗下杂志。《南》十分年轻，2004年方始创刊，但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刊物，质量也非常精良。《南》以“人物”为立足点，关注人、解读人，用“人”的故事透射新闻和时代。《南》的文风平实客观，不带有任何主观评判，却利用对客观事实的剪裁传达了尊重人权、向往民主的意旨。

《南》是一份能沉淀在历史河床上的杂志，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解读者。另外，《南》也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南》的人物专访和人物专题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比如李亚鹏、濮存昕和文怀沙的专访或专题，均是在人物处于舆论风口时推出，起到了引导舆论、擦亮现实的作用。《南》是一份精品，南方报业集团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传媒集体。在中国政治对舆论压力日趋放开的今天，南方集团还会有什么动作和发展，值得公民们关注。

一、            《读书》

    三联书店品牌刊物，创刊于1979年。《读书》的最初创刊，据说与当时推进社会风气开放的政策有关。基于这个创刊初衷及政治背景，读书成为主旋律及中间派知识分子主要学说的推广阵地。《读书》的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学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文章的时效性较差，学术性很强，趣味性较差。

   《读书》是御用知识分子的麦克风；是学术性最强的大众杂志，也是普及度最高的学术杂志。

二、《书城》

    上海三联书店刊物，1993年创刊。《书城》历经数度停刊、副刊，刊物风格也由于主办单位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现在的《书城》将读者群锁定在了城市小有产者，以倡导文字之美和思想之美为理念。《书城》的主要内容是书评，兼有影评、碟评、剧评和其它文章。当然，《书城》文章所评论的书籍、影片等文化产品大都是时新的、较为流行的，以适应小资们的口味。《书城》的文章时效性较强，趣味性一般，知识性一般；其中也蕴含了一些学术性的内容，这使得阅读《书城》的门槛比一般流行杂志（《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等）要稍高一些。

   《书城》以流行文化为依托，又试图追求学术性和思想性，其半吊子的风格十分适合那些想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但又实在没什么文化的城市人。

三、《中国国家地理》

    中科院主办。杂志的最大特点就是叫人叹为观止的图片。每次看这本杂志，我都会陷入对所拍摄地点的向往和对摄影记者的羡慕中。作为一本打着“中国XX”旗号的杂志，《国家地理》堪称精美，知识性强，内容丰富；虽然文笔欠佳，但对于一本以知识性为主打的地理杂志，也只是白璧微瑕而已。可惜价格太贵，并且有点偏旅游杂志的倾向，这也使得《国家地理》渐渐成为了小资必买的杂志。

   《中国国家地理》对于那些不想装小资的人来说，还是有些值不回价格——偶尔买买特辑和珍藏版就可以了。

四、《看电影》

    峨眉电影制片厂主办，其前身是学术杂志《电影作品》。《看电影》被称为“中国影迷第一刊”，确实如此。《看电影》的崛起和中国电影业的迅速扩张是紧密相关的，十年前，《看电影》还是一份很小众的杂志；后来中国国产电影随着《英雄》出世而大发展，《看电影》也随之迅速上位，一些诸如《环球银幕》、《电影世界》等杂志也纷纷抢滩电影杂志市场。

   几年之后，随着读者群的扩大，读者也迅速分化为追逐流行影讯的一般票友和热爱电影知识的影迷。为适应读者的分化，《看电影——午夜场》创刊。随着知识性强的《午夜场》诞生，《看电影》原刊也摆脱了沉重的负担，快速转化为一份追逐时鲜消息的流行杂志。

   原来，每期的《看电影》我都买。自从出了《午夜场》，想要兼得流行性和知识性的我由于买不起两份杂志，干脆都不买了。

五、《科幻世界》

    四川省科协主办，中国最大的科幻文学杂志。中国是科幻文学的穷国，国人普遍缺乏想象的能力和热情，也较少科学的素质。正是由于中国没有科学和幻想的传统，《科幻世界》才不得不把读者群定位在了初中生、高中生、高年级的小学生，以及低年级的大学生。《科幻世界》的文章以国产短篇科幻小说为主，兼有少量国外短篇小说、长篇连载以及科普文章。《科幻世界》在科学普及上具有巨大作用，像诸如“奥康的剃刀”、“海森伯测不准原理”和“薛定谔的猫”等科学理论，我都是从这本杂志开始了解的。

   进入21世纪，中国幻想文学迅速扩张。可惜由于国人的科学素养实在太低，幻想的主要方向都去了天马行空、不知所谓的奇幻文学。《科幻世界》杂志社抓住了这个机会，进行了疯狂的扩张。除了已有的《科幻世界·译文版》外，又迅速开发出了《奇幻世界》和《飞·科幻世界少年版》，而《奇幻世界》又衍生出了《九州幻想》。

   《科幻世界》自1998年起就是我每期必买的杂志，直到2008年9月号起停买，算是我正式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事实上《科幻世界》的文章早已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了，只是斩断一份自童年以来的情结确实需要时间。

   贾马尔今年十八岁，出身印度孟买的贫民窟，是一个在电话局倒茶的侍应生。他在警察局正遭受警察的毒打和私刑，因为警察怀疑他在参加《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电视节目的时候作弊。按照警察的话说，接受良好教育的上层人都赢不到600万卢比，而这个天生做贼的穷小子却赢了1000万——并且第二天他还有机会赢到2000万。

   贾马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上层人”都没有的知识？在他对警察局长的交代中，观众进入了贾马尔一段一段过去生活的经历——这是多么叫人震惊的血泪史！

   他从贫民窟的粪坑里爬出来，只为了见一个电影明星，他当然知道这个明星的名字。

   他的母亲，在一次印度教徒对伊斯兰教徒的暴力清洗中，被一个印度教徒用铁棍打死。在一片混乱中，他和哥哥看到了一个装扮成罗摩（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一个化身）的孩子。他当然不会忘记罗摩的右手里拿着的是弓箭。

   他知道那首诗的作者是谁——因为他曾被人口贩子骗去卖唱，这首诗是他逃跑之前最后唱的——他差点就被抓住弄瞎眼睛。

   谁是历史上得分最多的板球选手？这回，他不知道答案。主持人暗中告诉他了一个答案，这答案是错的，却反而引导他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因为他绝不相信“上层人”会好心帮助自己……

   这就是贾马尔能知道所有答案的原因！是印度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宗教冲突告诉了他一切！这也是《贫》最叫人震撼的、最勇敢而可贵的地方：它将整个印度腐朽溃烂的暗面都翻转过来，叫人们看。我们被整个印度的重量压着心脏，所以我们没法不为贾马尔的人生经历而动容。影片中当然还有亲情和爱情。这些情节和人物都为《贫》加入了温暖的色彩和戏剧性的元素，让影片更能符合多数观众的期待。

   《贫》是勇敢的。不过也仅此而已。我不能说这位印度导演是用本国的苦难来取悦美国的评审（正如贾樟柯所遭遇的批评一般），这种评价失之简单粗暴。但这部电影无疑是有缺憾的，比之它本身拥有的闪光点，更觉可惜。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看完整部影片，我对主人公贾马尔仍没有一个立体的印象——角色的性格塑造太平板了。更叫人失望的是，本来前半部分影片很好地将印度的社会矛盾和主人公的过去与现实交织起来，在影片后半部分，这个节奏明显地散乱了。也许这是导演想要追求变化吧，但我却只觉得影片的力度在一点点减轻——到了结束时，居然出现了集体舞，看来导演已经完全抛弃了沉重的观察，转入一夜暴富的童话叙事中了。

   贾马尔在影片最后赢到了2000万卢比，也等到了青梅竹马的爱人。这时，观众的所有期待都得到了解决，影片也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可惜，我们只看到了一个从穷小子变成百万富翁的贾马尔，却没有看到印度千百万的下层人的结局。比起那千千万万的穷苦人，一个贾马尔的喜剧应该叫喜剧吗？但如果说导演只想解决贾马尔的问题，那么他为何又在影片前半段对印度的下层人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怀呢？——我想，也许这部影片真的需要欢乐来满足观众，来适应市场吧？这也是导演的无奈吧？毕竟，印度的下层人是不可能对这部影片的票房作出什么贡献的。

   最后想起来一点。儿时的贾马尔在被当地警察毒打后，对身边的一对美国夫妇说“看，这就是印度的特色”，两个美国人给了贾马尔钱，又抱起他送去医院，并说“而这是美国的特色”。《贫》能横扫奥斯卡，这个谄媚的桥段应该起了些作用吧。

娜杰日列夫达注1：

   莫斯科已经到了深秋，天气寒冷，我浑身的关节都疼得厉害，根本没办法工作。我去找我的医生，我的好朋友阿廖沙，他给我的用来止痛的药片已经不能起作用，我想的生命大概已经快到尽头。不过幸好我已经写完了《b小调交响曲》注2，这是我最后的作品，也是我对我一生梦想与信仰的总结。这是我的得意之作，而且我照例是把它献给你的，娜杰日列夫达。

   可是恐怕你依然不会给我任何回信。三年了，得不到你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的饥渴的、企盼着一个知音共鸣的灵魂，早已干涸、龟裂，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湿润。这片生命的土地里生长着的是罗西尼注3、莫扎特和唐尼采第注4的花朵，但若没有你的泉水的浇灌，它们都无法盛开。现在这些花朵也行将枯萎。可我又不能责怪你突然断绝了我生命的水源，因为在那之前，你已经滋润了我十三年之久。

   是你在我生命的最深渊里发现了我，并拯救了我。我永远都记得在我和米露科娃的蜜月里，我所日夜遭受的精神的痛苦。我一点都不爱她，她完全不能理解我的音乐和我的思想。每天早上起来时，我都感觉身边的却是一个陌生人，我不得不整日生活在一种恐惧和抑郁的情绪里。当时，我打算跳进莫斯科河里一了百了，可最终却又自己游回了岸上——我这脆弱的人，连结束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生命都无法做到。从那时起，莫斯科河冰冷的河水让我染上了肺炎。我哥哥安纳托利给我找了医生，让我没有在那时死去。他们救了我的身体，可是救不了我的精神。我的胸中自此永远有一处病痛，冰冷得如同西伯利亚森林上的寒风。

   我得感谢我的朋友鲁宾斯坦，是他将我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注5演奏给了你。可这难道不是上帝的安排吗？他在关闭了我的婚姻的大门同时，却打开了你这扇窗；否则，你的第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怎么会正好在我失去了一切生活下去的意义的时候，寄到了我手中呢？我赞美上帝，他派你扶助我的生活和灵感，让音乐的缪斯常伴我左右。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开始！——你从此开始用重金订购我的编曲，而我的作品则只为你一人而诞生、而存活。你救了我的音乐，也救了我的命。

   我从未曾认真地见过你一面。有几次，莫斯科芭蕾舞团上演了我的作品，我们坐在相邻的包厢中。黑暗的剧场里，我只能看见你修长苗条的剪影，和从帽檐垂下来的面纱。在我创作的音乐里，剧场好像成了一个缤纷的世界，这个世界又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呼吸和心跳都仿佛在音乐里成了同一频率，我们对彼此的身体无比陌生，却对彼此的心灵无比熟悉。

   这样的日子若是能一直下去该有多好！我不企盼着见到你——我曾一度是那么想要到你身边看看你——我们也真的从未正式见面。你的身边也总有不少音乐家围绕，正如同我的身边总少不了年轻的崇拜者一样。但我和你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我清楚地知道，没有你，我的灵感将不能存在；而你也能够了解，没有我，你的生活也会少了色彩。

   三年前，你寄来了最后一封信和支票。信中，你说你已经破产，提出从此断绝和我的来往——娜杰日列夫达！原来你真的不明白，我们的情感岂能是区区金钱可以维系的吗？不，不！你当然明白，你是最能理解我的人，你虽然富有却绝不庸俗，你怎能将金钱作为是否维系我们关系的决定者呢？那一定另有原因啊！可是，我寄给你无数的信，你都没有回应。也许你真的已经一贫如洗，卖掉了庄园，搬离了原先的住所，再也收不到我的来信。更也许，你看了我的信，却真的不愿再联系我，而宁可看着我的灵魂死掉。娜杰日列夫达，你多么狠心哪！我只需要你的只言片语就能活下去，可你却连这也不愿给我！

   难道你真的破产了，因为没有与我的音乐才能相提并论的交往筹码，而羞于与我交往吗？难道你是又结识了新的、让你能更快乐的音乐家吗？难道你是染上了重病，将要死去，却不愿意告诉我、教我伤心吗？

   三年了，我的病日渐沉重，我的灵感也已枯竭——这似乎是相关的两者：在我们交往的十三年里，我的病都没有发作，我的作品也源源不绝。但这都过去了，我已经死心，也不再期望你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就让我心中的冰冷慢慢将我吞没吧。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剩有一些音乐的火光，我奋起了全部努力将它们收集了起来，这就是我最后的作品——《b小调交响曲》。娜杰日列夫达，明天就是我的这部最终作品首演的日子，我将亲自指挥演出。我知道你不能到现场聆听乐曲，我甚至都不能确定你是否还活着。但，明晚的演出将是我最后的音乐，我会燃烧起我最后的一点点曾被你拯救起来的生命，让这悲伤的音乐流淌进西伯利亚的风中，让整个俄罗斯都为之震颤——这样，无论你在天国或是人世，无论你还是否关心着我，你大概都能听到了吧？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信。可是这次，我不会将它寄出去了。没有这个必要。明天，我将把这封写给你的最后的信订在乐谱的最后。在乐谱的扉页，本来该是题赠的地方，我却并没有按照惯例写上你的名字。我在那里只写了一个词，那是我燃尽生命要让你听到的声音、是这部最后的交响曲的名字——“悲怆”。

1893年10月24日

注1：这是模拟柴可夫斯基的口吻给梅克夫人写的诀别信。娜杰日列夫达，昵称娜娜，即梅克夫人。梅克夫人是柴可夫斯基的高尚的朋友、亲密的知音和无私的资助者，他们的通信往来自1877年起，持续了十三年之久，却突然在1890年因梅克夫人的破产而结束。三年后，精神极度抑郁的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一说是霍乱，未详）。

注2：即《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这是柴氏最有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作品之一。全曲风格忧伤哀婉，情感充沛，极富感染力。此作品完成于作曲家逝世的1893年，第一次公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仅仅九天之后，柴可夫斯基便去世了。

注3：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威廉·退尔》。罗西尼和唐尼采第都是柴可夫斯基非常推崇的作曲家。

注4：唐尼采第（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爱情灵药》。

注5：即举世闻名的柴氏《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3月5号，阳光透澈。

   走到街上才知道，北风同样有力。

   这大概就是这天很多考研学子的心情：有人阳光明媚，有人北风呼啸。从小到大，这样的考试，哪个不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好在这次，我是欢乐的那一个。

   早晨去中戏查分的路上，数度紧张得拿不稳手中的报纸，呼吸粗重。事实上，前一天的3月4号早晨，我是从一个有关考研成绩的噩梦中惊醒的。那天晚上的日记里，我记录了我的噩梦，并写下了“希望像大家所说，噩梦都是反的”。而过了一天，一语成谶。

   粗重的呼吸和剧烈的心跳在得知分数很久以后都没有平复下来——接受一个事实确实需要时间。中午和父母吃饭的时候，仍然沉浸在无法相信一切已尘埃落定的复杂感受里。

   走在王府井大街上，朋友们询问考研成绩的短信接连不断。我在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时，也收到了很多一起考研的人折戟的消息。我到底是高兴不起来了。

   由是我不禁回想起了那一个多月复习考研的日子。那些寒窗苦读的日夜，我是和几个朋友共同度过的。我们一起在图书馆从早到晚地上自习，一起在食堂吃饭，一起在晚饭后闲逛，一起抱怨政治题的折磨，一起畅想着大家一同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天。这些日子是我在大学四年里最疲倦也最充实、最痛苦也最快乐的日子。

   可是毕竟，我们不能都达成自己的心愿。我和他们，考试路上的同伴，我们的呼吸心跳都协调了一个节奏，所以他们的失落与痛苦，我感同身受。这些失落和痛苦已经冲淡了我自私的喜悦。

   当然，通过研究生考试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现在我们无从知道。未来充满了不确定，阴霾可能突然散去，晴天也可能突然落下大雨。考研究竟算不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对于很多人，都没有确定的答案。

   只能肯定的是，这一段经历太过珍贵。每当我再看见图书馆那略显古旧的建筑，瓷砖贴的壁画，看门的女保安——仿佛我又看到了我们那一帮人有说有笑地走出自习室的样子。

   我和我的朋友们，不管我们各自的结果怎样，它都是珍贵的——比成功的结果更珍贵，比失败的结果更沉重。

其之二

   我有北京户口，我和他们不一样。

   有人告诉我，我是有北京户口的人，我与我那些家在外地的同学不一样。找工作对于我，不是问题；对于他们，却足以焦头烂额。尤其是这个年景里，找到工作能叫人羡慕，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更足以令人崇拜。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家在外地的普通人家子女。他们没有任何外在的优势，他们的生活压力真实得伸出手就能碰到，却推不动。

   他们整天穿梭于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和中华英才等网站，他们早早就做好了简历，他们忙着参加各种面试，他们在各自的单位实习，他们抱怨着没有薪水没有前途却依旧每天早出晚归，只为一个渺茫的机会。

   而我几乎是无所事事地打发着大四的日子。因为我有北京户口。生活的压力，找工作的紧迫，对于我好像还很遥远——像北京的云，飘得高高的，又轻又薄。

   户籍制度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仁者智者。我一直认为，用这种办法限制北京的人口数量，失之笨拙。

   制度应该是公平的，或至少是趋近公平的。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我们彼此平等。可惜的是，公平，在我们的身边，似乎出离的遥远。

   而当我成为了一种不合理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我的心态难免发生了变化。一些时候，我甚至对那些外地朋友们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更叫我心冷的是，朋友们有时开玩笑都会对我说“你是北京人，你不愁”这样的话来。

   我只是一个人，面对这巨大的不公，我无可作为。

   我有北京户口，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以此为耻。

其之三

   偶然的机会，同宿舍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份在旅游卫视工作的机会。很忙，收入也颇丰厚，听说毕业不久即可签约。他的这工作经历是很多人向往的对象。

   “我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就行了。”有些朋友如是说。

   一位武汉来的朋友，见到北京国贸地区高大辉煌的写字楼，不禁说出：“我在那栋大厦里做个白领，此生足矣。”

   听说有些人，女生居多，从一进大学就开始猛学英语，只为出国。几年过去，国外的某所大学也对她敞开了大门。那大学并不一定很好，只是在国外，便够了。

   聊天的时候，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借酒自问：我将来要干什么？

   关于理想？

   一份报酬不错的工作？一个既有钱又帅气的男朋友？一个在国外大学深造的机会？一处北京的房子？一辆开出门不会太丢人的车？

   或多或少，大家不无此想。我也这么想过。记得中学时有一度，我的理想就是“将来干什么都行，挣大钱就行”。

   暂且不说这理想的是非吧，这是说不清楚的。我只记得我自己，家境并不算宽裕，父母靠自己的努力从老家来北京并扎下根，已经不易。尤其在过去的一些年月，我家甚至因我的学费、赞助费等问题，显出了一些拮据。所以，我虽是孩子，也很早便稍知油盐贵。钱，在那时的我心中，是一种“少了不行，多了不怕”的东西。故而，那时，我的理想就是钱，很多的钱。

   我想，那些抱着各种各样理想的人们，多是因为自己的缺乏吧。男人喜欢女人的乳房，女人喜欢男人的胡茬，人都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向往。我们对现状不满，我们的理想就是改变现状。我们缺钱，所以我们想钱。我们对国内失望，所以我们想出国。我们在衣着光鲜的人们面前低头，所以我们想成为那样的人。

   人们啊，正身处在一个如激流一般旋转着前进的中国。我们的发展付出了代价，我们的财富在增长，我们的不公也在加剧，我们的生活压力在空前加大，我们平和、宽广的心境，也在消失。

   我们的理想，多么狭隘，多么无奈。